各位老铁们好，相信很多人对梦到历任领导都不是特别的了解，因此呢，今天就来为大家分享下关于梦到历任领导以及梦到历任领导什么意思的问题知识，还望可以帮助大家，解决大家的一些困惑，下面一起来看看吧！

本文目录

1. 孙穗芳的成长经历
2. 江平的生平经历

饱受磨难

孙穗芳虽出身名门，却饱受磨难。
1936年3月，孙穗芳在上海出生。
她的母亲叫严蔼娟，在上海交际场女名流蓝妮成了孙科的第二夫人时，严蔼娟也就与孙科分手。
因此，孙穗芳在没有父爱之中降临到这个世界，很久以来无法见到生父孙科的身影。

在孙穗芳的记忆中，母亲总是向孙科要钱，继父是脾气凶暴、十分严厉的人，总是虐待自己，他对不是自己亲生的女儿毫无感情，只是打骂她，令孙穗芳的童年充满悲苦。
孙穗芳还有两个妹妹，分别小她三岁和五岁，均是母亲与继父所生。
小弟不仅有奶妈，继父还规定她和妹妹每天放学都得轮着抱弟妹。

有一次她不小心让小弟受惊吓，小弟大哭起来，继父不问缘由地暴打她，揪起她的头发往墙上撞，结果耳朵被打得鲜血直流，以致留下了终身的耳疾。
每当孙穗芳被继父痛打时，软弱的母亲总是在一旁做沉默的旁观者，这令穗芳异常心痛。

孙穗芳明白母亲是把她当摇钱树向父亲要钱，她的心都要碎了。
她不断地哀求母亲不要这样做，其实她的内心也非常矛盾，因为只有如此，她才可以有机会见到自己的父亲。
1946年，父亲最终拿出26根大金条，蓝妮拿了14条，母亲只拿到12条。

孙穗芳回忆说，她母亲和继父得到父亲那笔数额不小的赡养费后，给了她一笔供她使用的生活费。
她自幼喜爱音乐，在痛苦和期待中给父亲写信，诉说自己的境况和希望，结果，父亲派秘书买了一架钢琴送给她。
这架钢琴对她苦难的童年来说是极大的慰藉，成为她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使她由此迷恋音乐，以致长大后，音乐无时无刻不伴随着她，尤其是古典音乐，她几乎无法离开它。

晚年她谈及音乐，脸上竟会浮现如小女孩般的雀跃之情，她说：“我对音乐真的到了疯狂的地步，你相信吗?在听到乐曲第一个节拍后，我就可以知道下一节的音乐旋律及它属于谁的作品。
”然而，那时孙穗芳毕竟年幼，那笔名义上属于她的费用，后来被继父用来作为投资资本，买了上海证券交易所第151号经纪人牌照。

1948底被母亲带到台湾，后因孙科寓居香港，过年又被带到香港，母亲来港是找孙科要钱。
孙穗芳不同意母亲和继父拿她当摇钱树。
但她很想见自己朝思暮想的亲生父亲，这一天终于来了。

1950年初的一天，孙穗芳随母亲来到香港浅水湾71号孙科寓所。
走进院落，她和母亲在客厅里坐了下来。
孙穗芳的双眼紧盯着楼梯，盼望父亲下来，看上一眼。
结果是空等一场。
父亲没有下来，倒是年迈的大祖母卢太夫人（孙中山原配卢慕贞）听说孙女来了，由人搀扶缓步下楼，走到孙穗芳面前，把孙女紧紧地搂在怀里，并仔细地端详了孙女好久好久。
这是孙穗芳第一次见到大祖母，也是最后一次。
因为孙穗芳的面貌太像她父亲了，祖母看到孙穗芳一定使她想起了孙科儿时的情形。
卢夫人又拿出粮果塞满了孙女的两个口袋。
但孙穗芳和母亲等了好久也未能见到父亲，最后带着深深的失望离去。
那天，孙穗芳多么希望父亲能下楼见她一面，哪怕是一眼也好。
上了轿车，孙穗芳不肯走，拼命按着车喇叭，声声喇叭呼唤着父亲，也按出了悲伤的泪水，这次经历孙穗芳永世都不会忘记。
事实上，孙科很想见到从来未谋一面的女儿，但怕大太太陈淑英闹事，同时又不愿见严蔼娟。
孙科曾想把女儿穗芳送到美国读书，弥补他欠下的父爱。
严蔼娟反对孙科这一主张，孙穗芳登门想见到父亲，却大失所望，也负气拒绝到美国读书。

1951年，孙穗芳被母亲送回上海，送回上海外婆家和两个姨妈同住，生活费由母亲从香港寄来，她进了上海启秀女中

(今上海市十二中学)读初二。
1955年，孙穗芳从上海第八女中高中毕业，尽管她成绩名列前茅，又是“五好学生”。
然而，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唯成分论成为衡量人的尺度。
因为祖父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被定性为资产阶级革命，其父孙科又在国民政府中历任要职，她不能进入任何大学读书。
孙穗芳曾一度被送到上海郊区农村劳动，住所潮湿阴冷，以致患上风湿性关节炎。
在绝望中猛然想起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等要职的宋庆龄。
尽管她从没有见过这位祖母，但此时她认定只有祖母才能帮助自己摆脱困境。
孙穗芳满怀希望匆匆地从上海赶到北京，住在舅舅严星华家中。

孙穗芳有生以来第一次来北京，置身充满悠久历史文化的古城，她根本无心去游览。
她只想早日见到祖母宋庆龄。
可事不凑巧，她获悉祖母因风湿病去外地疗养了。
孙穗芳在万般无奈之下，给祖母宋庆龄写了一封信，倾诉自己的遭遇和想法。
在企盼中等待的孙穗芳很快收到祖母的回信。
据孙穗芳回忆，宋庆龄在信上开导她说，上大学不是人生唯一的出路。
不过，在信末最后一行提到，但愿她明年能进大学。
孙穗芳把祖母的信转交教育部。
不久，有一位干部来找孙穗芳，安慰她说，这个学期入学太迟了，等明年她一定会获准进入大学读书。
一年后，孙穗芳经努力终于欣喜地进入同济大学建筑系，然而那时的大学同样处处充满阶级斗争。

1959年，有一天，她得知在内地读书的学生，凭学生证可以到香港探亲，孙穗芳因母亲患心脏病，便申请赴港探望生母，获得批准。
到香港之后，来到香港后，孙穗芳发现父亲孙科有一个用她的名字作为户头的存折，规定母亲每月只能从中去取300元生活费给她，实际上她只用到父亲给她的生活费的十分之一。
坚持半工半读8年。
时值内地自然灾害，物资奇缺，孙穗芳经常周济大家。

1965年嫁给香港富商王时新之子王守基，1967年移居美国夏威夷。
孙穗芳的丈夫王守基是香港豪门之后，王守基在众多的兄弟姐妹中属于能力平平的人，他因此难免有些失落的感觉，并且对待太太有时很粗暴。
有一次，他们又吵起架来，王守基动手打了妻子。
这让孙穗芳难以接受，迅即搬出去住。
这一年是1978年，孙穗芳和王守基分居了。
过了三年他们正式离婚。

离婚以后，她和前夫王守基仍然一直来往，感情反而好了。
孙穗芳告诉他，你需要什么我都会帮你做。
他们经常打电话，共进晚餐，看电影。
她至今记得，王守基去世前的一周，记得那种熟悉而清新的感觉。
他们每天打三四个电话，简直是在谈情说爱，好像把十几年婚姻中的不好感觉都冲淡了，留下了更醇厚的“友情”。
这一天，第四个电话打过来了。
孙穗芳拿起电话：“我刚点了香，你又来烦我了呢！
”孙穗芳信奉佛教，每天早晨四点钟起床打坐念经，四个小时雷打不动。
“好好，对不起......”他挂了电话的第二天就去世了。
王守基去世后，孙穗芳真成了一个孤独的行者了。

长大后的愿望

见生父孙科，是孙穗芳长大懂事后最大、最强烈的愿望。
1965年孙科返回台湾定居，1966年11月，孙穗芳终于在大哥孙治平大嫂张佩霞夫妇的帮助下的帮助下，前往台湾第一次正式与父亲相见，完成认祖归宗的愿望。
由于成长在忧患之中，孙穗芳对父亲是孝顺的，经常去探望，并给父亲买药品，而二哥孙治强的债务也由其归还。

此时，孙科已是75岁的老人了，孙穗芳也已经30岁了。
孙科说：“就算你把名字改了，我还是知道你是我的女儿。
”孙穗芳问：“那你为什么不要我？”孙科亲了亲女儿的脸，深情地说：“从来也没有不要你。
”孙穗芳哭了。
”现在一切都好了。
”孙科轻轻地拍她的后背，安慰她。
“相逢一笑泯恩仇”。
父女相对，有说不完的话，诉不完的情。
孙科详细地询问起她生活的情况，并赠给她两枚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纪念金币和一本《国父孙中山先生传》，上写“穗芳留念父赠”。
他们在一起拍了很多照片。
以后，孙穗芳每年都回台湾两次看望父亲，直到孙科病逝。

1972年，孙穗芳赴台探望父亲，一日，躺在病床上的父亲孙科突然问女儿：“那个捧着大花瓶要扔的是不是你呀！
”孙穗芳没有回答。
孙科又问：“那个在大门外摁了两个小时喇叭的是不是你呀！
”此刻，孙穗芳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苦痛，用英语回答父亲：“你认为我当初应该怎么做？那时我才是个13岁的孩子。
”尽管孙穗芳回到父亲孙科身边已经七八年了，孙科却从未提起二十二年前发生在香港浅水湾寓所的那件事，主要是顾及女儿的想法，但随着自己即将离去，不得不将深藏内心的话说出来，穗芳完全理解父亲。

1973年9月13日，孙科在台北病逝。
大哥孙治平根据父亲临终遗愿让孙穗芳回台湾和从美国赶回来的二哥孙治强、大姐孙穗英和二姐孙穗华等一起参加父亲的葬礼。
台湾当局为孙科举办了隆重的丧礼。
孙穗芳受兄弟之托，亲自为父亲选购黑领结。
根据传统习俗，她在父亲的黑领结上钉满了珍珠，在他的口中也放一颗大珍珠，让他双手握着白玉，还在衣服口袋中放了金银元宝……

回到故乡

孙穗芳是在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纪念日前夕第一次回到故乡中山市的。
她穿着一件朴素的中式丝绸旗袍，一条杏黄色披肩自然地垂落在胸前。
刚满50岁，长相酷似孙科。
脸上总是挂着甜甜的微笑，说起话来腼腆中又带有自信，看来是一位性格温柔又富有敬业精神的现代妇女。

作为孙氏后裔，踏上故乡土地以后，心情就一直没有平静过。
孙穗芳一再强调非常感谢国家领导人和故乡人民的关怀。
她说1986年7月，国家主席李先念访问美国最后一站是檀香山。
李主席特意参观了孙中山1879年至1882年在檀香山读书的意奥兰尼和乌阿呼学校。
还送给我三件珍贵的礼物：一个很精美的景泰蓝大花瓶、一套蓝白花饰的中国茶具，和一幅织金的丝绸布料。
这次，就是穿着用这幅布料做的旗袍来到故乡参加祖父孙中山诞辰120周年纪念活动。

发扬光大

1980年9月，孙穗芳应邀回国观光访问。
1981年6月，她参加祖母宋庆龄在上海万国公墓的安葬。
父亲孙科早在1973年去世，第二位祖母宋庆龄的去世又勾起了她对祖父的怀念。
回到家中，她把祖父的广东话和普通话演讲录音翻录了几耸，每天细听，“那段日子，我两次梦见祖父。
”信仰佛教的孙穗芳从那个时候起，辨弃了房产生意，开始潜心研究祖父和他的思想，那一年她45岁。

1996年孙穗芳撰写的《我的祖父孙中山》出版；2001年和2003年，她的《我的祖父孙中山先生纪念集》两次在南京出版。
迄今孙穗芳回中国已经一百多次了。

孙穗芳说她没见过祖父孙中山，但和祖父却是精神相通，他的精神一直都在激励着她。
周围人对他的敬仰之情深深影响着，而且家人都说长得特别像祖父，这让她感到自豪。

从9岁开始，孙穗芳就留心收集祖父的照片和墨宝，后来她开始思考研究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而这一研究就是40多年从无间断，并先后整理撰写了多部回忆孙中山的文章和纪念集册，收录了很多反映孙中山先生革命历程的珍贵图片资料，对于孙中山先生的精神，孙穗芳更是有着最深刻的理解。

孙穗芳说，在南京的时候就曾梦到祖父孙中山，他在梦中告诉孙穗芳，要把他的精神发扬光大。
这已经成了她的一项人生使命。
孙穗芳现在海内外担任多个名誉职务，按理说，年近古稀的她完全可以静养天年，但是冥冥中这股力量支撑着她走遍全世界去继续弘扬祖父的精神。
20多年来，孙穗芳在中国、北美、北欧以及东南亚等地讲演800多场，几乎把祖父当年走过的地方都走了一遍。

右上图：孙穗芳博士向辛亥革命元老中国现代教育奠基人何子渊后裔赠送礼品：她“与马英九总统暨夫人摄于夏威夷”照片，并签名留念。

至诚如神

孙中山先生给我们的形象是一个高大的伟人，那么生活中的他是个什么样子呢。
孙穗芳介绍，祖父孙中山不是那种高高在上的人，他的生活很艰辛，为了救国，他经常是吃不饱睡不好，颠沛流离。
这些年我寻访祖父足迹的讲演经历，让我亲身体会到他的这种艰辛。
祖父“至诚如神”这句话对她影响非常大，她将把弘扬祖父精神的事业坚持到底。
孙中山先生毕生为振兴中华而奋斗，国人怀念他、学习他，我身为孙家的子孙，更应继承他的遗志，竭尽全力，为振兴中华民族和祖国统一大业多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孙中山是中国人骄傲，从小人家讲我很像他，可能脾气性格也像，我很心直口快。
从前人家讲我祖父喜欢仗义执言，fightingforjustice。
她操一口略略卷舌的北方腔，字正腔圆，朗声说，实际上他的三民主义就是打抱不平的主义，民族主义思想为民族打抱不平；民权主义为受压迫的打抱不平；民生主义为小市民打抱不平。

她走遍世界各地，看到许多幸与不幸，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对大陆来讲，中国国民党的连战主席、亲民党的宋楚瑜主席受邀到大陆访问，两岸的距离拉近了，用孙中山的思想、祖父的精神作为两岸的桥梁，这非用他不可，因为孙中山代表着中华民族的尊严，是中国人的骄傲。
他的思想、精神是中华民族的凝聚。

中国有了和平，即世界也有和平，首先影响东南亚。
她信心满满地，中国保卫世界和平，保护弱小的民族，用我祖父的助弱扶贫思想。
孙中山一生为国为民无私奉献，强烈的爱国精神，隔代传到了孙穗芳的思想上，她在中国设立以孙中山为名的医院、发起建设中山小学、孙中山思想研究所等，为中国的发展付出一分力。

找寻祖父的足迹

2003年9月12日，秋高气爽，日丽风清。
广州市天河区珠村的潘文治将军故居小院子内，一株株茁壮的海棠擎出一咕嘟一咕嘟红玛瑙般的海棠花，迎接远渡重洋而来的孙穗芳博士一行。
孙穗芳携子返穗，一路找寻祖父孙中山的足迹。

这次，她来到当年救过爷爷的海军将领潘文治家，与潘将军的后代共继始于祖父一代的真挚友情。
珠村的父老乡亲们闻讯，都纷纷过来，讲述当年孙穗芳的姨婆宋美龄与蒋介石（此时的蒋介石与陈洁如仍有一纸婚约，但脚踩两船，又移情别恋宋美龄），以及廖仲恺、许崇智、鲍罗廷等人常从黄埔军校来珠村做客并留宿的桩桩趣事。

老人们指着墙角一张宽大的长条木凳（图一）告诉客人：别看这条长凳粗糙，它可是用百年荔枝木特制的打饼台。
每次宋美龄一来，珠村人就在这上面做粉諽和炒米饼招待他们。
孙穗芳对珠村人讲的这些往事听来津津有味，她从来都十分尊敬美龄姨婆，对有关姨婆的一切都很感兴趣。
连忙和独生子及潘将军的后人们在姨婆睡过的木床和做过炒米饼的长凳上照相留念。
就这样，珠村潘文治将军故居的长凳旁，又增添了孙穗芳博士笑吟吟的巨幅照片，寄托着她对前辈的思念。

孙中山先生的孙女、著名慈善家、教育家孙穗芳博士到广东私立华联学院，为学院新生介绍了孙中山先生的生平事迹，并勉励学生要做造福社会的新世纪人才。
孙穗芳广东之行是应广东省政府邀请，参加大元帅府揭幕。
私立华联学院聘请孙穗芳博士为该学院的荣誉教授，孙穗芳为学院题词“博爱”，并向学院捐赠了图书。

捐赠孙中山半身铜像

2014年9月5日上午，美籍华人、孙中山孙女孙穗芳博士，在民主党派大厦14楼贵宾室，向民革上海市委捐赠了一尊孙中山半身铜像。
铜像长、宽均为0.8米，将安放在民革上海市委机关里。

上海市人大常委、民革上海市委专职副主委董波在接受捐赠时表示，孙中山为中国民主革命事业所建立的历史功勋，及其博大深邃的思想、崇高的革命精神和高尚的人格魅力，永远为世人所铭记和景仰。
孙穗芳博士的捐赠之举，对民革市委工作既是充分信任，也是大力支持。
民革市委将以孙中山铜像寄托上海民革党员对孙中山先生的缅怀之情，并激励党员进一步学习、继承和发扬中山精神。

孙穗芳博士现任孙中山和平教育基金会主席、夏威夷中国妇女慈善会会长、美国夏威夷太平洋大学校董、中山大学香港校友会名誉会长等职。
为了纪念祖父的功绩，弘扬孙中山精神，多年来她积极著书立说，奔走海内外，宣传募款兴教助学，发动捐资扶贫济困。

一个为救国理想和言论自由而牺牲一条腿的青年；一个陋室中为孩子编织毛线衣的父亲；一个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导师；一个法律精神的诠释者布道者；一个为法治中国建设奔走呼号的社会实践者，这些符号和形象所代表的历史含义都很重要。

北京南四环一幢普通民居内，校长江平隐居彼处逾10年。

这里既远离昌平区的中国政法大学，也避开蓟门桥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江平选择了孤独但并不沉默的生活。

记者曾数次登门拜访江平，一条温顺大犬总陪伴身边，各异仙人掌装点着桌台。
温和而又刚直，一代法学泰斗性格寓意其中。

满头白发稀疏、年到八旬的他精神矍铄，字正腔圆地向记者滔滔不绝，对法律强烈关注让这位老人眉宇时皱，他的声音依旧振聋发聩：“法治在中国的发展，是退一步进两步，还是在不断地前进。
当然还要看到，现在有些地方是在倒退。
”

江平虽只在1988到1990年间担任了两年中国政法大学校长职务，但校长的称呼却一直延续至今，这种“待遇”在法大历任校长中并不多见。
有1990年法大毕业校友对记者感慨：“江平是永远的校长，他是中国政法大学的精神符号。
”

几年前，江平题写的“法治天下”流畅大字矗立于蓟门桥校园内，这代表了江平终其一生的理想，更成为中国法学人的思想归宿。

江平凝重地说：“这也正是我的中国梦”。
江平对学生的爱护，让贺卫方至今念念不忘。

1984年，中国政法大学庆祝成立一周年（1983年北京政法学院更名），贺卫方等一批研究生对食堂伙食不满，在校庆时发动罢餐，贺和几个同学把食堂门口堵住，说服大家加入到罢餐者行列。
年轻气盛的贺在人群中与学校官员辩论，人越聚越多，正口若悬河之际，突然被一只有力的手拽了出来，抬头一看，正是江老师。

“卫方，你能不能不要总是以反对派领袖自居？”江平语气虽然不满，但眼神里还是一片温和，“事情都要一步一步解决。
这样的方式又能起多少作用呢？”

一年后，贺卫方留在中国政法大学任教，有机会听江平聊起过去：“在谈到自己经历的磨难时，他语气平缓，反而是一些体现人性美好的细节让他刻骨铭心，这种积极乐观的人生观是江老师品格最具有感染力的部分。
”

回归北京政法学院讲坛上的江平，凭学识人品声誉鹊起，用他的话说“在历史的特殊点上被重用”。

复校的北京政法学院，面临着最大的问题就是师资和教材缺乏。
“文革”这一段，所有人都荒芜了。
老一辈被打成右派的教师年纪很大，不可能再发挥能力；而五六十年代留校学生虽“政治红”，教学方面却很差。

曾被钱端升先生誉为“政法二才子之一”的江平成为稀缺资源，“从苏联回来的没几个人了，而且我在燕京大学学习过，有一定英语基础，又有一定俄语基础，还有留学的经验，学习过比较系统的（法律）课程，这在当时来说是很不错的。
”

江平突破法律禁区，一上来就讲《罗马法》和《西方国家民商法》两门课，把私权利的观念引入了国内，让禁锢多年思想和国际潮流接轨。

贺卫方回忆讲坛上的江平，“江老师的课真是一种享受。
他站在三尺讲台上，器宇轩昂，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和悦耳的嗓音，谈吐之中洋溢着知识的自信，两千多年前的历史典故和精妙学说，滋润着学生们的心灵。
”

这期间，江平主持制定新中国第一部民事法律《民法通则》，这部划时代意义法律首次肯定中国人的私权，被国外誉为“中国民事权利宣言”。
一批民事经济类单行法陆续出台，市场经济法律“盲点”陆续补上。

1983年开始江平担任副院长，亲身经历让他对人才格外爱惜。
文革后第一批学生被重点栽培，留校形成“第一批梯队”，法学人才在“断代”后喷涌。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贫穷的法学”，到九十年代“繁荣的法学”，江平视为“一生中在法学教育方面很有独创的、很蓬勃发展的一段时间”，“实际上我在学校的主要贡献也是在这一段时间。
”

1990年，主政法大两年的江平被免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职务。

那年年底，江平60周岁生日。
政法毕业生们自发为其操办生日晚会，大家一致要求江老师表演一个节目。
他装着假肢的一条腿不太灵便，却步履坚定地走上前，唱了一首美国工会运动的英文歌曲《我们决不动摇》。

去职法大校长整整二十年，一些细节让江平聊以自慰。

有一年纪念法大校庆时候，主持人念在座校长的名字，恰恰到念到江平的时候，台下开始掌声不断，“我非常理解学生对我的感情，我认为这是对一个有正义感校长的支持。
”

“只向真理低头”，“法治天下”，“四年四度军都春，一生一世法大人”，“我所能做的就是呐喊”……江平80周岁生日现场，中国政法大学现任校长黄进，将老校长名言倒背如流。
2009年12月28日，江平80周岁生日。

不知是否为宽慰各地赶来的弟子们，江平很乐观地将活到90岁设定为“下一个目标”，他说：“虽然年轻时失去了22年光阴，如果按60岁退休的话，我再干22年，就可以补回我失去的光阴，我还有两年就全部补回来了。
”

被江平“计较”的22年，凝聚了他刻骨铭心的悲情，也浓缩了中国法律的悲剧。

“从1957年到1978年，我该失去的失去了，不该失去的也失去了，最低谷时，除了这条命，其他所有的都失去了。
”

江平的最低谷，出现在1957年。

这一年，在“引蛇出洞”整风下，从莫斯科大学法律系毕业回国任教刚一年的江平，因向北京政法学院坦呈看法，一夜之间被打成右派，从“人民的阵营”划入“敌人的阵营”，不准许再从事属于“国家专政工具”的法律专业。

放弃燕京大学新闻系投身革命、并第一批公派到苏联的留学生，单纯的江平对国内政治情况一无所知。

如今，江平仍梦到被划为“右派”那惊心动魄场面，醒来后心有余悸。

“右派”帽子让时年27岁的江平厄运不断，在苏联相识的新婚妻子迫于政治压力与他分手。

在北京西山抬钢管过铁路，江平累到连火车声音都没有听到，整个人被卷到了火车下，他幸运地活了下来，却永远失去了一条腿。

打成右派、离婚、断腿，接二连三的灾难，在江平看来“还是可以忍受”，只是看问题的角度有了些变化，“从火车轮子底下捡回了一条命，我觉得对人生应该有乐观的态度，多活一天是多美好的事情！
”

那之后的岁月，江平在苦难中求生存：1963年开始教俄语，“文革”被下放到安徽“五七干校”劳动，1972年北京政法学院正式宣布解散，分配到延庆中学当政治老师，一直呆到1978年北京政法学院复校。

其间，江平再次组织了家庭，妻子的父亲是一样的右派身份。

江平学生曾听师母回忆当年艰难：在延庆改造劳动的江平单身带儿子，长城外冬天寒风刺骨，没钱给儿子买棉衣，他把自己旧大衣给儿子改棉袄，还亲手一针一线织毛衣。

江平也曾经对前途悲观过，“文革”后期，他把省吃俭用从苏联带回来的珍贵法律书籍，绝大部分当成废纸卖掉了，这令他遗憾至今。

1957年到1979年与法律隔绝，江平经历了知识分子最苦闷的22年，他视之为“人生最大的遗憾”：“我在能够为中国法治事业做贡献的时候，已经五十岁了，人生最黄金的时代，恰恰应该是在三十岁到五十岁这二十年，我丧失了人生最宝贵的时间。
”

1979年，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北京政法学院时，白发已经爬上了江平的额头。
一年前，一次中风让79岁的江平倒下了。

因入院及时，手术最后比较成功。
江平住了两个多月的医院。
其中半个月里，他虽然内心非常清楚但语言表达功能卡壳，说不出一句话来，这吓坏了众多学生。

从来没有服过老的他，身体虽恢复但大不如前。

“保命第一，真是老了”，江平鲜有的一声叹息，让很多人担心。

从《民法通则》、《行政诉讼法》，到《合同法》、《公司法》、《信托法》，再到近年来《物权法》等多部法律的起草与颁行，被称为“中国法学界良心”的江平，多年来不遗余力地奔走呼喊，扮演着法治“布道者”的角色。

自1991年招收第一届博士，迄今已经19年。
在这19年的时间里，江平总计培养了近100名民商法博士。
这些毕业生已经成为各条战线上颇具影响力的青年学者、法官、律师。
“这都是我非常不错的学生，但我培养的学生，从事教学科研的比较多，当官的几乎没有，当大官的更没有。
”

病愈初愈，江平执拗地起身，以更高频率现身说法，参与公共法律事件。

去年12月北大五教授上书要求修改《拆迁条例》引发轰动，江平先后在《财经》、《南方周末》等纸媒发表言论，又到凤凰卫视现身说法，力挺对拆迁条例的修改。

“江校长在与时间赛跑”，他的学生向本刊记者透露，江老对于时间的珍惜于渴望超出一般人的想象，他一直坚守“只向真理低头”，既不谀下，也不媚上。

2008年10月25日，一次报告会的提问环节，有听众问起他对杨佳案的态度，江平说：“我完全同意上海市高院的二审判决结果。
”一位听众旋即抓起话筒：“您在杨佳案上的观点我不同意，假如我手里有一个鸡蛋，我一定会向您扔过去。
”

在重庆“钉子户”事件中，他认为吴苹一家拒绝拆迁的理由“不涉及公共利益”不能成立，遭致如潮的网络围攻。
在许霆的案上，他也曾有过不顺应“民意”的表态。

不过，这丝毫无损江平在人们心中的形象。

他一生捍卫自由民主，却不赞同民粹主义，“做法律的人要公正，应该关注群众的利益，但是不是一切都以群众的感觉作为最高的感受呢？恐怕不行。
”

在江平看来，中国真正的复兴在于私权真正在人们头脑中扎根，但过程会遇到艰难险阻，“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在于私权和公权的冲突，私权在公权中得到利益保护，这是我最大的希望。
”比如我们最近关于拆迁法的研究，如何保证私人财产权在拆迁中的利益。

对山西煤炭行业兼并重组一事，他依旧见解独立：政府部门用行政强制手段把民营企业并入到国有企业的做法是错误的，这有违《宪法》、《物权法》等法律法规中对私人财产的保护规定。

“如果这种政策的多变性变成了一种先例的话，可能造成民营企业家人人自危的后果，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信号。
”

中风后遗症让江平语速变慢，“没有像过去那么敏锐”。
但八旬翁仍不懈地为私权呐喊，与60年前在燕京大学“舆论报国”理想一致。

2012年12月11日江平教授与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参加在台北举行的第一节“光华学者论坛”，受到台湾领导人马英九的接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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